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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什么是反垄断《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与对策》

时间:2021-07-05 19:19:23

作者:方兴东,钟向明。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与对策

编辑按语

2020年底,中美欧不约而同掀起了互联网超级平台的反垄断浪潮。人们普遍有同样的感觉。近日,互联网超级平台已经渗透进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与现实世界既相互区别又紧密关联的社会基础设施。福山等人发出警告,在享受垄断科技巨头带来的技术便利的同时,也要敲响警钟,因为他们不仅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而且对政治沟通也有着极大的掌控力。“这些庞然大物现在主导着信息的传播和政治动员的协调。这对运转良好的民主构成了独特的威胁。”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互联网平台就是关注社会治理。知名互联网专家、浙江大学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方兴东教授谈及这场反垄断浪潮,回应了社会和时代的关切,为我们理性认识互联网平台及其治理的本质开辟了思路。

一、如何理解平台反垄断的本质

2020年底,中国、美国和欧洲都掀起了互联网超级平台治理的浪潮。如何理解这一轮互联网超级平台反垄断和治理的本质和问题,无疑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众所周知,传统的反垄断主要是市场问题和经济问题。但此次中美欧反垄断浪潮,既通过反垄断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和创新,又保障经济效率,维护消费者权益。这一轮互联网超级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平台与政府的博弈不仅是利益问题,更是深层次的权力问题。这一轮三地反垄断联动的动力是内生的,源于自身的内在需求而非外部压力,目的是应对互联网超级平台造成的共同挑战和危机,也就是防范互联网超级平台崛起冲击现有市场秩序、社会和政治秩序,防范互联网超级平台突破现有制度框架,挑战国家权力和治理能力。

二、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平台治理和反垄断逐渐成为全球性的浪潮。、中国、美国和欧洲几乎同时对互联网超级平台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反垄断。核心问题在于其对市场公平竞争的严重破坏,对生活和社会的全面渗透,甚至对政治运行和国家稳定的直接影响。随着数字市场的发展,平台的技术研发、经济标准和控制一套平台机制的能力,加上其利用网络效应向全球扩散的潜力,成为了权力积累的关键条件,这导致人们对其权力集中和寡头垄断市场结构的担忧相应增加。在政治经济学家的批判下,“平台资本主义”的讨论转向了“平台帝国主义”,但目前的研究不足以分析当前的政治现实。

如今,没有单一的监管框架来解决所有平台权力造成的相关问题。欧洲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正在重新考虑他们的数字市场战略,他们的做法确实更进一步。超级大国为互联网巨头获取了超额利润。与此同时,超额利润不断强化了超级权力的基础,进一步扩大了垄断权力的范围,形成了强大的正循环。虽然各界对于超级平台对经济市场、监管体系、舆论和民主所构成的威胁逐渐达成共识,但对于如何应对这种威胁,尚未达成一致。在欧美,目前关于平台监管的政治争论仍然停留在如何管理一系列商业行为者上。

数字时代,全球网络治理领域新一轮国际竞争仍在继续。欧洲实施严格的监管策略,积极运用反垄断手段,聚焦数据对市场竞争的影响;美国对超级平台的反垄断监管更加审慎。欧美的平台治理旨在通过不断制造冲突来争夺利益,而不是寻求解决方案和促进共识。与欧美相比,我国更注重平台上的内容对公民和社会的影响,通过立法和法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风气和舆论走向,加大对有害信息的惩罚力度。

与传统市场相比,数据不仅是t

2020年底,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联合对谷歌和脸书提起反垄断诉讼。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市场和经济问题,还有互联网巨头对美国社会和民主制度的冲击和挑战。奥巴马对《大西洋月刊》编辑表示,“互联网是对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并呼吁政府拿出监督这些公司的计划。

在欧盟,除了加大反垄断诉讼力度,制度创新也成为其努力的重点。2020年12月15日,欧盟委员会正式提交了两部关于数字平台和大型科技企业的法律草案,《数字服务法》和《数字市场法》。专门设置的“把关人制度”成为继GDPR之后欧洲数字治理领域最大的制度创新,可能引领全球互联网反垄断制度和手段的范式转换。

在中国,习近平互联网公平竞争和法治理念是习近平互联网强国战略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善治确保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反垄断法》在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效益、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数据正在成为知识、财富和权力生产中越来越重要的元素,在这样一个时代,如何确保数据不只是被用来增加特权阶层的权力和利润,值得各界深入思考。能够准确把握互联网平台的本质和本轮全球反垄断浪潮的内在逻辑。

三、超越传统思维:从战略高度认识平台反垄断

互联网平台是指以数字服务的形式,促进要素不同但又相互依赖的两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和交流的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其表现形式包括网上商城、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应用商店、通信服务、支付服务等不同平台。平台的核心是与各个学科形成紧密的联系。因此,平台治理的关键在于把握多个主体之间的关系,明确各个主体所扮演的社会政治角色。

互联网平台诞生于最近20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这次互联网超级平台反垄断的焦点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引发的产业问题,而且是平台崛起冲击社会秩序、国家秩序甚至国际秩序的政治问题。。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刚刚开始商业化。长期以来,互联网应用以Web 1.0模式为主,网民的角色主要是被动用户和消费者。互联网企业更多被视为“中介”,尤其是信息中介,包括雅虎、亚马逊以及中国的新浪、搜狐和网易等门户网站。2005年前后,随着Web2.0的发展,网民成为互联网应用的主角,平台的概念开始脱颖而出。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爆发,带动了互联网平台的爆发式发展,形成了以社交为核心的平台、基于移动操作系统和应用商店的平台、基于电子商务的平台、基于共享经济的平台等等。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与对策

2015年以来,随着领先互联网平台用户数量进入十亿级,他们收集的海量数据成为新的发展动力。再加上计算能力的提升和人工智能的普及,互联网平台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因而需要承担一系列的责任。

互联网超级平台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从中介到平台再到生态的根本性转变,扮演着“中介平台生态”的“守门人”角色,形成了“平台数据算法”的强大竞争优势。互联网平台的每一次成功跃升,都是对用户和市场价值至少一个数量级的提升,从量变到质变的突破,构成了完全不同的本质属性、动力逻辑和扩张模式。四、平台演进历程:博弈的不仅是利益问题更是权力问题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与对策

无论是技术、资本还是权力,都有一种内在的、自然的、强大的扩张趋势。如今,互联网平台背后的资本力量已经不再满足于商业领域,开始强势拓展到社会领域,强势渗透到公共领域,频频挑战国家本位的政治权力。互联网平台经历了一个明显的演进过程,并且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超越国家的社会动员能力,掌控超越国家的个人和社会数据,具备突破国家治理的诸多基础条件。当然,互联网超级平台的本质属性是商业企业,其主要驱动力是寻求利益最大化,挑战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并不是其内在诉求。因此,他们在平时不会轻易展示和发挥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紧急情况下或非常时期不会冲击甚至颠覆社会和国家秩序。

在某种程度上,今天的超级平台已经成功地抓住了技术和互联网。因此,必须明确,平台反垄断不仅是经济问题和利益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和权力问题。依靠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已经不足以真正解决平台垄断带来的各种问题。显然,这也是中央政府要把反垄断提到如此高水平的根本原因。

今天的互联网超级平台是三个层次联动的综合体,其属性也从过去的技术权力和信息权力,延展到市场权力和经济权力,进而延伸到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

在中国,直到2008年,互联网仍处于自由竞争阶段。现阶段,全球高科技领域的反垄断主要针对传统IT行业和通信领域。现阶段,互联网仍然是反垄断的“保护对象”。我国《反垄断法》尚未正式颁布,舆论成为反垄断的主要方式。2008年,中国互联网告别了三大门户阶段。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分别在搜索、电商、即时通讯领域确立垄断地位,中国互联网进入垄断竞争新阶段。《反垄断法》从起草到实施历时14年,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现阶段,面对互联网领域日益严重的恶意垄断行为,“宽容审慎”成为平台监管套利的口头禅。从2016年开始,腾讯和阿里巴巴实际上已经成为了社会和生活的基础设施。超级互联网平台因为实际掌控海量用户、实时数据和巨额交易,已经大大超越了传统跨国公司的实力与能力,掌控了超越国家权力的能力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与对策

公共捕获的概念是监管捕获概念的延伸。斯蒂格勒指出,为了获得监管利益,被监管者会利用各种资源和手段“俘获”监管者。一旦监督者被“俘获”,监督的设计和实施将关注被监督人的利益。公共俘获的本质是互联网平台超越企业的“职责”和固有边界,通过“俘获”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支持,公共领域是人民意志的表达场,是权力的根本来源。虽然真正的公共权力来自公共领域,“暴力”来自资本和政治的霸权。这种霸权能不干涉公共权力的形成吗?

五、中国互联网如何演进到“公共俘获”阶段的媒体权是一种公共权力,应该归公众所有。互联网超级平台本身就是当今世界领先的媒体传播平台。他们一直在不断投资和控制各种媒体平台,并对媒体传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操纵。同时,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管滞后于技术的发展,很难及时覆盖网络平台中的所有用户(包括运营商、消费者以及“物”或“行为”等)。),形成权力真空。互联网超级平台凭借其在技术、数据、资本、管理、公关等方面的强大优势,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接管本应由公权力行使的职责,从而形成事实上的监管俘获。受互联网超级平台的束缚,一些地方和部门不自觉地转移了监管职能,部分引入了“政府管平台、平台管用户”的双层管理模式,形成了主动监管抓手,助长了平台进一步借助公权力谋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错位思路。

互联网超级平台不再满足于固有的商业领域,开始向很多公共领域快速渗透。中国互联网进入了新的“公共俘获”阶段。

互联网发展到超级平台阶段,商业领域的滥用行为屡禁不止,全面介入甚至控制了社会和公共领域。:一是通过政策限制互联网超级平台可以进入的领域,尤其是媒体、金融、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二是消除盲点,厘清边界,严惩企业超越职责,操纵媒体、学术、政策、监管、法治等公共领域;三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大幅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有效防范和抵御监管俘获;四是进一步加强反垄断法等制度创新,强化预防和制裁垄断行为的及时性、有效性和严肃性,增强法律威慑力;五是以数据为治理起点,进一步加快个人信息和数据保护立法,强化个人对数据的主导权力,在国家层面构建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数据运营者,通过权力制衡实现结构性提升。

我们有必要重塑企业的边界,明确企业的责任。六、新形势下中国平台反垄断面临的挑战与对策严格与媒体合作,企业不得影响媒体的独立性;鼓励媒体调查、发表批评意见,防止显性和隐性干预、胁迫企业;建立严格的企业投资并购制度,严格限制投资金额和内容干预;建立有效的企业操纵媒体和舆论的惩戒制度。要最终把互联网超级平台的超级权力“关进笼子里”,可以在五个方面发力必须严格控制行业内企业投资的媒体和网站数量;企业研究院在发布行业报告时,必须代表企业表明立场;企业对行业协会的支持不得影响其独立性,不得干扰其正常活动,特别禁止批评;全面审查垄断企业的外国投资协议、禁止和排除竞争条款。一是媒体与舆论领域::企业对学者研究的支持不得干扰其独立性,并建立必要的公示制度,以遵守信息披露,避免利益冲突;学者参与政府决策机制时,如成为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时,应在与相关企业合作前充分申报合作信息,并签署与相关企业合作的利益回避承诺;参与立法和司法的学者应遵循信息披露和利益规避制度。二是行业公共空间领域:反垄断应从检查各级政府公共服务和政务领域涉嫌垄断行为入手;建立严格的垄断企业准入制度,严格坚持流程公开透明,严格控制市场份额。应禁止某些特定行业进入,限制进入公共服务的领域和区域数量。由于三是学术领域政绩和招商引资的需要,垄断企业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往往能获得超常的显性和隐性优惠政策。因此,应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防范地方政府行政垄断与市场垄断的合谋。四是公共服务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必须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在立法和司法阶段禁止垄断企业的多层次渗透和影响。

我们有必要大胆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制度突破。除了加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还可以实施建设性的制度创新方案,其中之一就是构建以传统媒体为核心的公共数据运营商体系。数字时代,传统媒体的首要功能应调整为以公共数据运营为基础,做好公共服务和民生服务,为政府和商业组织合理运营公共数据,以此为基础推进内容建设,形成数据驱动用户和内容生产的新机制,促进社会信息传播体系和治理体系的协调融合。

作者方兴东是浙江大学媒体研究中心副主任

GB/T 7714-2015方兴东,钟向明。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性质及对策[J]。现代出版,2021(2):37-45。

CY/T 121-2015方兴东,钟向明: 《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本质与对策》,《现代出版》第2期,2021年,第37-45页。

方兴东,钟向明,MLA。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性质及对策。现代出版。(2) 45-45 .49737.97797979985

APA方兴东,钟向明。(2021).互联网平台反垄断的实质及对策。现代出版,(2),3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