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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什么反垄断?互联网反垄断“强监管”时代到来

时间:2021-07-31 22:05:31

由于互联网平台存在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存在明显的垄断或寡占趋势,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监管已是大势所趋——

平台反垄断破局

调查4个月后,阿里巴巴集团的“二者择一”事件有了结果。 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处罚决定书,责令阿里巴巴集团停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罚款2019年中国国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共计182.28亿元。 此外,还向该集团发出了行政指导文件,要求全面改善,并连续3年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了自愿检查合规报告。

大动作不断

182亿2800万元,是中国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最大的罚单。

两天后,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称,依法对网络餐饮配送平台上海食派士商贸发展有限公司实施“二者择一”垄断行为做出行政处罚。 该公司被罚款2018年销售额的3%,共计116.86万元。

4月13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与中央网信办公室、国家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百度、腾讯、滴滴、京东、拼多多、美团、字节跳动、片场等34家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参加。 会议要求各平台企业在一个月内进行全面自检,逐项彻底改进,向社会公开《依法合规经营承诺》,接受社会监督。 市场监管部门对组织对平台改进情况进行跟踪检查,发现改进期后平台企业强制实施“二者择一”等违法行为的,一律依法严惩。

在此之前,2020年12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阿里巴巴投资收购银泰商业股、阅文集团收购新丽传媒股、丰巢网收购中邮智交股3起违法经营者集中事件未予申报予以行政处理

社区团购也没能逃脱。 3月3日上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因实施不正当价格行为,橙心可取、多买菜、美团可取、十荟团、食享会5家社区团购企业受到处罚。 其中享受餐饮将被罚款50万元,其余4家公司各罚款150万元。

最近,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浙江公平在线”系统上线,聚焦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和非法行为。 首批监控范围覆盖重点平台20多家,平台内经营者1万多家,重点品牌500多家,商品10万多家。

早有征兆

实施“二者择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掐住收购”、烧钱夺取“社区团购”市场、实施“大数据杀熟”、无视假冒伪劣商品、信息泄露、实施纳税相关违法行为等,这些包装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观察到,互联网企业以正常价格补贴的方式抢占市场。 他认为这种竞争模式会对市场产生各种各样的不良影响。 首先,价格补贴竞争的结果是,“胜者”往往获得高度的市场垄断地位。 二是价格补贴战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严重侵害了这类市场中小规模经营者的利益。 而且,一些互联网企业在价格战后,如果缺乏良好的经营能力,或者资金链断裂,导致崩溃,其不利后果往往由社会大众承担。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副会长赵冬苓连续第三年在全国两会上提出了反垄断的相关建议。 她认为,一个企业一旦形成垄断地位,只能依靠垄断地位追求高额利润,而忽视自身的创新,不利于国际竞争,最终也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监管层也发出了加强反垄断的信号。 2020年12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要求加强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随后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加强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作为2021年经济工作的八大重点任务之一。 今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行动方案》也同样强调要加强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领域的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制。 2021年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发布《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目的是预防和制止平台经济领域的垄断行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工商联副主席闵宝石介绍,中央相继出台反垄断政策,多次加强反垄断表态,标志着反垄断“强监管”时代到来。

平台反垄断哪里难?

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但迄今为止在网络领域被质疑为“不长牙”。 执法能力跟不上平台的经济发展速度。

要判断一个企业是否构成垄断,必须首先定义“相关市场”,判断经营者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是否有滥用行为。 “但在互联网平台经济中,相关市场的定义并不简单。 由于规模经济是平台经济的重要特征,不同行业的最佳市场结构不同,不同行业的发展阶段的最佳市场结构也不同。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璞雨是科技创新中心执行董事高钰指出,互联网垄断与数据垄断共生,是数据管理禁止互联网垄断的重要方向。 互联网巨头掌握的大量数据“容易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但数据权益、数据管理、数据保护等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另外,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建广律师事务所主任张慧表示,相关反垄断规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滞后性。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张兆安建议在市场监管部门增加执法人员人数,有条件成立专门执法队伍。

“也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利用外部经济学分析公司、市场调查机构开展工作。 ”赵冬苓补充说。

在司法领域,有关反垄断的民事诉讼案件诉讼时间长,难以举证,胜诉少。 2017年,在向原国家工商总局通报未果后,京东一纸诉状将阿里告上法庭,认为阿里胁迫商家“二者择一”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这个大型电子商务公司“世纪争霸”事件,光是管辖权之争就在北京和杭州之间拉了几年的锯,上了最高法,最终在北京高院审理。 2020年11月24日至26日,该案在北京高院进行了非公开质证,终于进入实质性审判阶段。

外壳引线

关于阿里事件,国务院反垄断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时建中认为,由于平台经济及其竞争行为的特殊性,要对相关市场进行科学界定、市场支配地位的综合认定、违法行为的依法取证、充分分析竞争效果、行政处罚的广度和严格权衡。 文章写道,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根据平台经济的发展状况、发展规律和自身特点,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加强竞争分析和法律论证,加强反垄断执法

国家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详细论述了“相关市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根据。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在此案中将相关市场定义为中国境内的网络零售平台服务市场,认为阿里在相关市场中具有支配地位。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为,无论是以平台服务收入还是平台商品交易额计算,阿里的市场份额都超过60%,相关市场高度集中。 强调阿里将通过制定平台规则、设置算法等方式,确定平台内经营者和商品的搜索排名及其平台展示位置,并对其经营产生决定性影响; 并认定,阿里在相关市场有明显优势,在物流、支付、云计算等领域也有相关布局。

阿里提出了支付和社会化物流等快速发展,大幅降低了行业新竞争对手的进入门槛等抗辩理由,但没有被采用。

此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互联网企业合规的做法也符合许多人大代表的期望。

此前许多代表提出要通过建立互联网领域的典型案例来打击和遏制恶性竞争和垄断行为。

高钰认为,典型案例对社会有重要的启发作用,监管者认为可以依法履行职能的平台应当认识到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明确下一个改进方向的消费者应当得到相应的权益保障。 同时,执法要注意尺度和边界问题,以鼓励平台各参与者权益的创新和保护为政策目标,避免从放松监管的极端走向过度监管、过度严格监管的另一极端。

反垄断法修订

针对代表委员提出的反垄断法滞后问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反垄断法的修改已经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

虽然建中参与了反垄断法的起草,但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要进行适当幅度的修改,突出重点,抓住必修之处。 第一,在总则部分明确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法律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夯实法律基础。 第二,根据数字经济的特点,增设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当经营者集中的典型形态和必要的考虑因素。 第三,梳理和法律化我国反垄断执法的经验和迫切要求。 第四,坚持反垄断执法的中央事务权,设立派出机构,完善执法体制。 第五,注重增大违法成本,完善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制度。

张兆安建议进一步增加数字经济领域法律条款的内容,增加超市平台新的基础设施地位条款,赋予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平台义务。 2020年12月,欧盟发布《数字市场法(草案)》,引入提供核心平台服务的平台中介角色,明确规定了公平合理无歧视平台的义务。 提出了我国在具体制度中可以借鉴该条款更好地促进平台经济的健康创新发展高钰也有同样的看法。

高钰表示,如果一个大平台已经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就不再只是一个企业平台,它已经具备了社会属性。 因此,这样的大平台必须更加开放,技术更加中立。 而且,所有类别信息应该对所有人公平开放,而不是差异化。

张慧从数字经济管制、调查手续、宽大制度、安全港规则、纵向垄断协定认定等方面提出了修改建议。 第一,应对数字经济等新业态新模式的监管问题,进一步规范平台竞争,改善反垄断执法,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第二,完善调查程序,规范行政机关的调查行为,确保最终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和行政处罚决定的有效性。 第三,明确宽大制度适用行为的对象,排除纵向垄断协定的适用。 减少执法机构自由裁量的余地,减少执法机构自由裁量权,提高反垄断执法效率,降低反垄断执法的成本。 第四,通过设立安全港规则,减少政府对企业并购的行政干预,推进国民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扩大对外开放。 第五,修改纵向垄断协定认定的原则,从法律层面解决行政执法与司法审判的分歧问题。 第六,反垄断法的修改,也要充分考虑与其他基本法律及相关法规的联系,构建全面协调的反垄断法律体系。

谁来保护消费者

反垄断法生效近13年了,消费者在反垄断纠纷中维权索赔依然极为困难。 赵冬苓在支持面临取证困难的原告消费者的同时,在建议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为开展公益诉讼创造条件的处罚决定中纳入向交易对方特别是消费者赔偿的事项,同时,还对参与决策或实施限制竞争行为的高管、控股股东

张兆安、高钰、朱列玉等代表建议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朱列玉说,目前我国的反垄断体系以行政执法为主,在诉讼制度方面对抗市场垄断行为只能作为私益诉讼提起,消费者和商户无论是证据收集还是诉讼负担都无法对抗垄断企业,难以维护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可以通过提起公益诉讼来保护公共利益。

检察机关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 2020年初,贵州省黔西县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要求黔西县多家网络餐饮经营者享受仅其一家提供的平台服务。 餐饮经营者坚持在某乙方或其他网络餐饮平台经营的,某甲方网络餐饮平台对其进行离线处理,提高服务费征收标准,降低星级,以技术手段限制交易,某甲方后

2020年4月,黔西县检察院通过群众举报得知该案线索后,依法立案调查核实。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本案的“二者择一”行为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损害了网络餐饮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侵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2020年5月28日,黔西县检察院向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由县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涉嫌开展不正当竞争行为验证后,依法处理,对本辖区内网络餐饮平台存在的不正当竞争违法行为,

黔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检察建议后,立即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研究部署,成立特别法执行调查组展开调查。 2020年6月12日,对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进行行政协商,发送行政警告书,要求对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尽快自行改善,某甲、某乙等网络餐饮平台代理

2020年6月底,黔西县检察院跟进监督,走访涉案平台企业和部分商户和消费者,调查平台商户在线情况,查明某甲网络餐饮平台代理商“二者择一”的不合理行为。 为了巩固治理效果,黔西县检察院联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本辖区内网络餐饮平台企业进行了守法培训。

资料来源:检察日报正义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