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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目的是什么,王先林:反垄断不是反大企业

时间:2021-07-16 12:16:43

2月7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制定了《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指南》)。这是国内首个针对互联网平台垄断的规范性文件,既回应了长期悬而未决的VIE架构问题,也明确了“扼杀大数据”和“二选一”的判断标准。

在中央多次发布反垄断监管信号的背景下,《指南》有哪些亮点和影响?欧美科技巨头的监管实践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王先林:反垄断不是反大企业,而是要规范行为,促进健康发展

近日,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王先林做客杜南直播间,就上述问题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指南》 有助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统一执法标准和企业合规

南都:为何要在当下出台专门针对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

王先林:目前全球反垄断呈现加强趋势,主要集中在平台经济领域。我国也有必要在平台经济领域适用反垄断法。然而,由于网络效应、赢家通吃、多边市场、大数据匹配效应、动态创新和跨市场等因素,反垄断法的适用面临诸多挑战。

2021年2月7日发布实施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是《反垄断法》在我国平台经济领域应用的细则和指南。

南都:这份 《指南》 将产生何种影响?

在《指南》的基础上,王先林:《反垄断法》发布了“互联网平台不是反垄断法之外的地方”的明确信号,集中阐释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的基本立场和原则规则,并对涉及的适用问题作出了详细规定。

这也意味着《指南》并没有脱离现有的《反垄断法》,而只是根据平台经济的特点进行了提炼,做出了适当的创新,及时回应了当下社会的关切。

相信《指南》的发布实施,为加强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提供了科学、有效、有针对性的制度规则,有助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统一执法标准、提高执法透明度,有助于平台经营者、平台内经营者等市场主体加深对《反垄断法》的理解和认识,积极做好合规工作,有效防范和降低法律风险,共同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反垄断不是打压平台大企业,是通过规范行为促进健康发展

南都:近期中央多次释放反垄断监管信号, 《指南》 为执法提供了怎样的指引?

王先林:反垄断应该如何反制,应该反制什么?这是第一个需要澄清的问题。我觉得《指南》是一个非常好的标准文本。本来《指南》比较关注相关规则,现在特别关注《指南》中对原则的一些解读。

此前,一些非理性的声音认为反垄断就是针对和打压大型平台企业,但事实并非如此。—— 《指南》旨在通过规范平台行为,促进平台经济规范、有序、创新、健康发展。

比如《指南》第三条强调了四个基本原则: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依法科学高效监管、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维护各方合法利益。

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加强竞争分析和法律论证,增强反垄断执法的针对性和科学性;同时,要营造竞争有序、开放包容的发展环境,引导和鼓励平台经营者利用更多资源进行创新创造。

我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亮点,体现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保护竞争和促进创新的平衡要求。

南都:在具体内容上, 《指南》 还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

王先林《指南》在具体规则上也有很多亮点。比如在垄断协议方面,《指南》明确了经营者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数据、算法、平台规则等方式达成垄断协议。并阐述了相关案例的分析思路。同时,解释了《反垄断法》应用于轴向宽度协议的原理。此外,它还对识别通过数据、算法和平台规则实现的协作行为做出了详细规定。

就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言,

第一个是申报标准,根据行业惯例、收费方式、商业模式、平台经营者,区分平台经营者营业额的计算方法。同时明确协议控制框架下的经营者集中属于反垄断审查范围。

二是反垄断执法机构高度关注的经营者集中类型,特别强调即使不符合适用标准,对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也将依法查处。

再次,在进行反垄断审查时,以《指南》第27条为基础,充分考虑了平台经济的特点,在判断市场份额、市场控制、集中度对市场进入的影响等方面,考虑的因素与传统行业不同。

四是明确经营者集中的限制性条件,可以附加资产剥离等结构性条件,开放网络、数据或平台等行为性条件,也可以附加综合性条件。

南都:近年来“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行为备受关注, 《指南》 针对这些热点问题作了怎样的回应?

王先林:《反垄断法》第十五条在有限交易条例中明确规定了“两个选择之一”。分析是否构成限制交易,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包括要求平台运营方在竞争平台之间做出“两个选择”,或者限制交易对方与其进行排他性交易。同时,判断标准进一步细化,包括封锁店铺、减少搜索权限、限制流量、扣除押金等惩罚性措施,以及补贴、折扣、优惠、流量资源支持等激励性措施。

从反垄断法的角度来看,“大数据扼杀”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差别待遇行为。《指南》第17条明确了可以认为构成差别待遇的因素,包括平台经济中经营者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根据交易对方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和使用习惯,实施差别交易价格或其他交易条件。《指南》具体规定,平台在交易过程中获取的交易对手的隐私信息、交易历史、个人偏好、消费习惯等存在差异,不影响确定交易对手的条件相同。

各国反垄断呈现监管常态化,执法严厉化趋势

南都:当前全球加强反垄断监管的趋势明显,欧美加强科技反垄断监管的考量是什么?

的确,在王先林:,各国都在加大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力度,尤其是近年来,呈现出监管常态化、执法严格化的趋势。据统计,2017年至2020年12月10日,谷歌、亚马逊、脸书和苹果在全球范围内遭遇了111起反垄断调查和诉讼纠纷。

虽然不同国家的具体背景和考虑不完全相同,但主要是基于平台经济的特点和平台垄断带来的现实挑战。

从产业特征来看,平台经济具有跨网络效应和跨境杠杆效应,产业成熟周期不断缩短。凭借巨大的技术和资金优势,一些平台企业的业务规模和业务领域不断扩大,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一些巨头平台通过引入大量资本补贴将竞争对手赶出市场,形成垄断地位后再提价,可能损害消费者利益。

如果任由其发展而不加干预,“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将成为定局。平台企业往往关系到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一旦形成“大到不能倒”的局面,就会酝酿系统性风险,尤其是涉及金融业务时,可能会将风险转嫁给银行。这也是为什么国外加大了对巨型平台企业的反垄断力度。

在特定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原因。比如,近年来,美国大型互联网平台迅速聚集社会财富,与收入停滞的普通人产生了经济冲突。与此同时

南都:欧美的、欧美的监管执法经验对国内互联网平台领域的反垄断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意义。

这既包括平台经济中反垄断的基本态度和原则,也包括反垄断分析和具体行为认定的方法。比如,目前平台领域的反垄断行为主要集中在掠夺性定价、限制交易、搭售、数据垄断、自我优待、扼杀并购等方面。

这些行为有的在我国已经出现,有的可能在未来出现。因此,国外反垄断执法的分析方法和考量因素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但我国在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是基于自身市场竞争和垄断的基本情况以及反垄断法律制度,不会盲目效仿欧美的相关做法。

我认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的反垄断政策或具体执法行动,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是决定性因素和根本依据。其次,特定时期的垄断情况和相应的具体规则是直接依据。第三是考虑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经验。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偶然因素,会影响相关具体措施的时间和力度。

杜南反垄断研究小组出品

撰稿:南方见习记者黄记者李玲